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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长林: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与实践

时间:2017/5/16 6:06:06 点击:

  核心提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与实践(节选上善若水-长林文集《哲心论道》之《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第三章: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作者:上善若水-长林关键词:我...


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实践

(节选上善若水-长林文集《哲心论道》之

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

第三章: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


作者:上善若水-长林 

 

关键词: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兴亡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与建设发展历史阶段共产党基本路线。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革命实践。

......

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清醒地找到执政党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大众当家做主。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监督政府。

人民大众是个群体概念,是由亿万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平民老百姓集合组成。人民大众就其一个个的单体成员而言,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都是微不足道、十分渺小的,渺小的犹如一粒沙子、一粟尘土、一根草芥、一滴露水,经不起外来强势力量的打击。他们中的单体成员别说是一对一,就是十对一、百对一甚至千对一,也不足以与统治阶级集团中的任何官僚精英对抗。然而,只要是这地球不毁灭,人类不灭绝,人民大众就会是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与天地日月共存。人民大众一旦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波澜壮阔的黄河长江,就是巍然屹立的泰山昆仑,就是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就能打败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强盗贼寇,就能推翻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统治集团。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就独到地发现了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于是他倾其一生都是在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发展民众,依靠民众,服务民众,保护民众,把自己全部生命融入到了人民大众之中。一个人的崇高和伟大,首先必须是心灵境界上的崇高与伟大,然后才能在人生历程中立德立言立业立功。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从心灵境界到为天下立德立言立业立功皆显崇高的世界级伟大领袖人物。长期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能够多次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以及为全国各族人民所爱戴的领袖,除了他本人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智慧、才干和人格魅力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毕生所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事业,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本质的原因。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个人的能力、魅力和行动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奋斗都统一到民本、民生、民主这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最高境界的人,因此,也正是由于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敬民、爱民、为民并且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高尚品质,才赢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爱戴。当代军旅作家云剑的经典作品《咱们老百姓》写出了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道理: 

...... 

三.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实践 

人民群众大民主政治方式,既是确保党不变质国不变质政不变质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

1966年5月16日,由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场有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复辟的共产主义性质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9日,由于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一场类似宫廷政变的千古奇冤旷世大案爆发,江青等四位“文革”领军人物遭遇灭顶之灾,“文化大革命”势力遭到了致命的破坏。1981年,某《决议》出台,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和路线被几乎否定,宣告“文化大革命”被反攻倒算。

这场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被全面否定了,并被极度地污名化、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今在一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的眼里,“文化大革命”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代名词;成了“10年内乱”、“10年浩劫”……总之,“文化大革命”已成了政治上剥夺人前途命运的死亡之神,谁若是对执政者和社会现实有不同意见谁就会被扣上“文革余孽”、“文革流毒”的帽子,打入永不得复生的死牢。

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创性的革命运动,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但其所创造的人类为争取正义而文明的历史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地永远流传下去。

某些政客权贵和奸佞文痞学者精英们可以黑白颠倒,极尽污蔑诋毁“文化大革命”,但天地日月可以作证:“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物质文明上,恰恰是中国经济、科技取得重大发展的10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们道德最为高尚,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时期;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冲破美国霸权资本主义外交封杀,让新中国恢复进入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生产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的两弹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其他还有诸如人造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创新科技成果;人民群众道德高尚,社会秩序井然。

凡有良知的人民群众一定会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新中国建国17年来,国内确实已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者阶层”,全国基层已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党内又逐渐形成了一个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巩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遵循《党章》“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为了防止和反对党的“和平演变”,为了清除党内各级走官僚特权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教育全国人民,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千秋大业,毛泽东才决心不惜“准备跌得粉碎”(《给江青的一封信》),毅然直接发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了这场关系社会主义命运成败和共产主义运动进程的革命斗争。

某些政客权贵和奸佞文痞学者精英之所以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进行歪曲污蔑诋毁,除了阶级立场问题之外,还有两条流氓政客心理:一是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搞乱人们思想。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为是一场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内乱”,这就是要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与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无关,与崇高的革命理想无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歪曲,神圣的革命就成了私人恩怨肮脏的勾心斗角。信了他们的歪曲,就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失去是非准绳,在政治上心灰意冷,然后任凭某些政客权贵兜售其奸,大搞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勾当。二是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就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否定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最终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攻倒算。某些政客权贵懂得,他们要想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政坛站住脚跟,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他们在政治上连一天也是混不下去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仅靠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不行,而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非得从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上着手不可。因为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从政治道德的高度剥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正义性;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瓦解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为他们搞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扫除各方面障碍。从逻辑上讲,文化大革命”若是一场“政治内乱”,在政治上当然就成为“是毫无意义”的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成了“严重错误”。按照此逻辑,倘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错误发动”的“内乱”、“浩劫”,运动中对“走资派”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此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攻倒算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某些政客权贵复辟狂便打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幌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贪腐敛财的;有靠“改制”发家的;有靠里通外国,内外勾结发财的;有靠不择手段搞黄赌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在复辟私有制、复辟剥削制度,“发展”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邪路上狂奔。

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特权横行,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成为铁的现实,那套封资修货色 “理论”活生生“指导”出一个与最广大民众老百姓尖锐对立的、以鱼肉民众老百姓为极乐生活的新生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是被新中国所推翻的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霸权资本主义、封建特权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变本加厉的快速复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还孽生出危及民众老百姓生存的以教育(包括就业)、医疗、住房、为枷锁的新“三座大山”。对照美国霸权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10条训令”,再来回顾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的冷静反思: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由于毛泽东个人“对国情和形势严重错误估计后作出的严重错误决策”,也绝不是一场个人之间“争权夺利”性质的“内乱”,更绝不是一场“诛杀功臣”之类的“帝王之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毛泽东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直至1976年逝世,一直是共产党的主席,在党内的大权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到“文革”,在全国的威望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决策大权始终掌控在他的手里。其他人根本不存在公开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能力)。而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他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超越常人的敏锐洞察力,觉察到已经逐步形成但尚未充分暴露的官僚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制度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潜在危害苗头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发动的一场人民大众民主革命斗争。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了文化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性质,明确指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把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打倒走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走资派”,实行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当家做主,还必须改造“私有观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党内走资派,归根到底是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资派以后,还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老根,摸索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继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再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对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会实践。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党内日趋严重的两种思潮、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尽管毛泽东曾经严肃认真地提醒过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恪守“两个务必”,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不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做官当老爷;不能搞特权,绝不能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未能改变,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员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权阶层。尽管毛泽东采取一手严厉惩治(诸如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诸如搞三反运动、整党等),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对各级领导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延,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土地上,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悄然逐步生成了。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怎样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社会矛盾?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当时的“一线”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

毛泽东的看法则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深更透,他不仅认为阶级敌人是那些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敌对分子,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尤其是满脑子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路线的执政党高层领导者。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生日宴请。他在这次宴请上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文化革命前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分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不能理解和赞同(他们尚未感受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已经洞察到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资产阶层,中国已经面临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从而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触动、改造,直至粉碎这个“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者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客观事实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这一矛盾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

比如在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是群众因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不满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见而遭打击报复的,类似现象可以说各处都有。在城市里,这种矛盾特别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人因个人好恶,甚或挟私报复而滥用权力,使一大批人蒙冤。仅以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为例,它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的直接受害人,更株连、影响到这些人的亲朋好友,那就至少是伤害了几百万人。反右扩大化后,在政治上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反党”的思维公式,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党群矛盾。这些矛盾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必然会爆发。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然而,在马克思、列宁时代,它不仅只是一幅美丽的蓝图,而且还只能是谁也没有真正实践过的比较模糊的理论设想。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真的要走这一歩时,就必然要遇到对未知世界的艰苦探索。

综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联系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大民主、向走资派夺权、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政权——“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说到底都是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人的动物属性的革命,核心问题就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最终目标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一个打上毛泽东思想印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与誓死捍卫,和他对党内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和高层领导变修的担忧,成了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中央某些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路线主张渐行渐远,这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建国17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总爆发,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内燃剂”。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阶段性的失败了。然而,正是由于首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悲壮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甚至要比它的成功还可贵。

倘若这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不是如此惨烈,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不是如此的疯狂颠覆,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如此的贪婪无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制度被破坏的不是如此严重,官场官员腐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不是如此的严重。那人民大众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而深刻意义,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感受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大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恶劣严重后果。

倘若这场文化大革命没有被中国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全盘否定,那毛泽东的民众威望就会大打折扣,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主义恐怕早已就淡化出人民群众的记忆中,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反修防修、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会成为人们嘲笑他耻笑他贬低他的话柄。

如果说巴黎公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次划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反对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创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主席首次发动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文革”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极大地充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文革”实践中,革命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群众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今后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血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警惕中央高层混进的和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历时10年的“文革”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高层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一旦掌握大权,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积聚反革命势力,驾轻就熟地运用其反革命政治经验,并以“十倍百倍的疯狂”一夜间把千百万革命民众打入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特别值得一切革命者永远的警惕。

第二,在慎选革命接班人时必须严防混进党内的和党内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专门谈过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问题: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当今那些政客权贵精英一方面高喊假大空套漂亮口号忽悠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又忘恩负义、欺师灭祖、改旗易帜、改弦更张欺压剥削民众老百姓。它们绝对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合格接班人、领导人。

第三,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民主监督体制。文化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大民主”政治运动,而这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自下而上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的成果,变为一种能在日常持久的对执政官员的群众民主监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两条限制公务员的措施——直接选举与罢免制度;实行反特权的普薪制)防止干部从“公仆”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搞过许多改革,采取过许多革命措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民主制度。这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私有资本虽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然而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存在。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关系和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关系;还有一个由几千年私有剥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旧习惯势力,它广泛地反映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等所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如果听任封资修文化意识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小与削弱,在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上台的条件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和私有观念的人们就会变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私有制的存在,可以产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同时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时时处处都会滋生新生的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这也就是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条,又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质的教训,因此从1963年开始,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也正因为这一批判遭到了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走资派的顽固抵制,最终才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永远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前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另一种则是倒退——复辟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并沦为国际霸权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能不能始终坚持毛泽东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不能正确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五,大力培养、发展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能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就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从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必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实践最终检验,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其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文化革命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壮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之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从理论上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努力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个阶段,能自觉、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就是1848年法国工人的六月大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两次革命斗争均以失败告终。二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阶段。这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在俄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阶段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的是列宁过早逝世,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懂得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客观上为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三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在世界东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发展成果--毛泽东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说。并领导进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的伟大理论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大民主政治运动。

以上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就没有第三阶段;如果没有第三阶段,那么就可以彻底毁弃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夺取最后胜利角度看问题,第三阶段实际上更为艰难,更为卓越,更具有伟大意义。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起的一场攻坚战,尽管这场革命斗争阶段性的失败了,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一样,它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先导。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认识对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死斗争;人民群众如何民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如何民主监督政府行使权力,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如何防止霸权资本主义策划的“和平演变”阴谋,如何防止产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防止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探索通向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的伟大革命实践。可以断言,没有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众民主运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会有今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尽管当今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复辟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手法上具有很大欺骗性,然而它们仍然逃不过广大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锐利目光,纷纷站出来公开抵制、斗争,众多捍卫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甚至不惜做好牺牲生命的精神准备,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在中国,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走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实现少数人靠特权发财致富而陷95%以上人民大众于绝对穷困境界的邪恶社会。在经历过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骗人于一时,终究不能骗人于长久。随着修正主义路线政策恶果的逐步凸显,其所有骗局终将不断暴露,以致最终破产。在面临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广大中国人民大众心中的“文革精神必将不断觉醒,毛泽东当年播下的文革精神火种一旦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心中复燃,势必燎原成社会主义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大火,从而彻底埋葬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

1967年5月18日,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批示道:“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官僚走资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觉悟,教育了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中国人民群众。首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锻炼了一大批忠贞于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中国人民大众播种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大革命神圣火种。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暂时的重创,但是“文革”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会磨灭的。经历过文化革命战斗洗礼的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人,必将会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同时,文化革命播撒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民主火种,必将在占90以上遭受剥削、压迫和穷困的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势!

作者:上善若水-长林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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