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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为新诗立初心为初心留韵律——《贺敬之诗歌精选》序

时间:2020/10/11 9:20:13 点击:

  核心提示: 为新诗立初心为初心留韵律——《贺敬之诗歌精选》序 鲁太光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者按:贺敬之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家的代表,其创作贯穿革命、建设、改革的全程,艺术地凝缩了不同时段的中国情感、中国气象、中...


为新诗立初心为初心留韵律——《贺敬之诗歌精选》序 


鲁太光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者按:贺敬之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家的代表,其创作贯穿革命、建设、改革的全程,艺术地凝缩了不同时段的中国情感、中国气象、中国精神,可谓诗史。革命时期,他以笔为旗,唤醒人们粉碎黑暗,拥抱光明;建设时期,他丹心似火,以政治抒情诗的形式与同行者一起创造了中国新诗的又一巅峰;改革时期,他老骥伏枥,为主义奋笔……正因如此,贺敬之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现象级存在,每一时期都受到关注和研究,有关他的讨论甚至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不仅有《贺敬之诗歌精选》(青海人民出版社)、《贺敬之诗新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回延安》(江苏文艺出版社)三部贺敬之作品的选本出版,而且有何火任的《贺敬之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器友的《读贺敬之》(红旗出版社)、韩彦军的《贺敬之诗文艺术摭论》(群众出版社)三部研究著作面世,让人们再次意识到贺敬之的意义。为此,我刊推出两篇专文,在切磋研讨之外,另有两重含义:一为祝贺,二为期望,欢迎有志同道共同探究,继续丰富、推进有关贺敬之乃至社会主义文艺研究。

   从中学时初次接触,到后来多次诵读,贺老的诗作,从来没有像这次重读一样,让我感受这么强烈。我不止一次感到,自己诵读的,仿佛不是一位名扬海内外的老诗人的诗作,而是一位年轻歌手发出的青春歌唱。不仅读他初到延安时写下的少年之作,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气息;读他建国后写下的青壮之作,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气息;读他新时期之后写下的慷慨之作,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气息;就是读他在古稀甚至耄耋之年写下的新古体诗,读他的《富春江散歌》《咏南湖船》《怀海涅》等,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气息。而且这种青春的气息一脉相承,彼此贯通,给人以极其鲜明的艺术印象和强烈的情感冲击。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始终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坚持和追求使他初心不老,诗心常青。是的,今日重读,贺老诗作最打动我的,就是他追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初心和诗心。

   贺老经历过旧中国的岁月,目睹过“人们在命运的鞭子下/流浪,/死亡……”的惨状,但黑暗越浓重,对光明的期盼也越急切。“在没有休止,/没有休止的夜里”,诗人“一直用那赤热的期待,/期待天明呀!”由是,追寻成了年轻时诗人的自觉行动。从家乡山东枣庄到湖北均县,到四川梓潼,再从四川梓潼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直到1940年“七一”建党节前后,他随同徐特立等一批领导和干部,一起乘军用卡车抵达信仰之城延安,这苦苦的追寻才告一段落。

   虽然到达延安时还不满16岁,但年轻的诗人早已看遍世间寒凉,因而一进入这崭新的世界,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多年后,在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中,他还生动地回忆这温暖的细节:初到延安的他,推开窑洞的门,寻找干部处,一位老革命热情地欢迎了他,指导他在登记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履历,叮嘱他一会儿到管理员那里去领碗筷、军装,还善意地提醒他,要领“三号”军装,“不过裤脚/还得卷起……”这细致的叮嘱,像早春的阳光一样,温暖了他的心,照亮了他的眼,让他看清了“太阳从哪边出来!/花朵/是在哪里开!”激励他做“太阳的孩子”。对诗人来说,1941年6月23日绝对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从此,“即使有/再凶恶的病毒/向我扑来,/也不会/把我/摧毁!”可以说,自此,他的诗心就与初心完美地融为一体;自此,“我面对你呵,我的大地/如同向日葵对于太阳一样真诚不二”。诗人是这么宣誓的,也是这么践行的,一面倾情革命,一面以笔为旗,写下了大量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而鼓与呼的炙热诗文,尤其是作为文学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创作了歌剧《白毛女》,以一曲《北风吹》,清算了旧中国的无尽罪恶,又以一曲《太阳出来了》,唤醒了东方大地上的无边朝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际工作繁忙,由于长期患病住院治疗,也由于苦心探索用新的艺术形式书写新中国、歌唱新中国,有几年时间,诗人鲜有诗作问世。但真正的夜莺是不会永远沉默的。1956年,他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重回“母亲”怀抱的激动之情,冲决了诗人封闭的心怀,一曲《回延安》再次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诗人那“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的火红诗心、初心再次感染了亿万中国人。由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走笔中国,歌咏华夏,写下了系列名篇:1956年“七一”前夕,写下了1800行的长诗《放声歌唱》,为中国赋新形;1958、1959年,写下了《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为中国画新颜;1963年,写下了《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为中国唱新人。这些诗作,开一代诗风,将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政治抒情诗的高峰,响亮地回答了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建设时期如何坚守自己初心的时代之问:“我的工作:/为祖国/劳动/和歌唱,/我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告诫全党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而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诗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主题的重大,因而创作中在为祖国旧貌换新颜而欣喜、歌唱的同时,也不忘提醒自己,提醒每一位党员,提醒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我们共和国的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前面,/还有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还会有/不测的风雨……”并由此发出深刻的历史之问:“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他看到,腐蚀党的初心的“病毒”已然出现。不是已经有人闭上眼睛看见天下太平了吗?不是已经有人反感别人用革命、人民的声音打搅他们正酣的酒兴、正浓的睡意吗?不是有人已经发出了“——今天的生活/已经不同了呀,/需要另外/开辟途径……”的声音吗?面对这迷醉之音、糊涂之词,诗人给出了最坚定的回答:“叫我们/那样活着吗?/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是/站在/不倒的红旗下,/前进在/从井冈山出发的/行列中!”与热情礼赞一样,这样的思考与回答,也是初心的诗意显现。

   不了解情况的人,或许以为年少成名的贺敬之建国后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所以才能够放声歌唱。实际上,这不仅是对贺敬之诗心的误解,也是对他初心的误解。用贺敬之自嘲的说法:他也是一个“‘老运动员’——老是被‘运动’的人员”。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1951年文艺界整风、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他场场不落,都是被批判或被斗争。《放声歌唱》就是在他因与胡风的关系受批判背着处分时写的。时穷节乃现,疾风知劲草!这些在困厄、挫折中写下的昂奋诗行,更彰显了诗人初心的真粹。不过,无论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边。“文革”开始后,诗人被“长期下放,监督改造”,他那写下了许多闪亮诗行的笔,也只能用来写检讨了。可是,与许多人,包括一些党员,甚至老革命,经历这一劫难后就意志消沉,把“我不相信”当作座右铭不同,诗人一面对“文革”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进行深刻反思,另一面却始终不改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炽热真情,因而“文革”一结束,他就“慷慨赋新章”,写下了《中国的十月》,在“悲泪和喜泪交流的十月”,做出了今日之中国又一次响亮的回答:“我们的党啊/大有希望!/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在当时一片哀歌的伤痕语境中,这种历劫不悔的信仰之声,无疑更深沉,也更动人。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贺敬之创作的新诗较少。有人以为他担任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导职务后事务繁忙,无暇作诗。这样的揣测有一定道理,却并非事实全部。纵观贺敬之的诗作,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他的诗风都会有所转换,而在转换之前,一般会有一段沉寂期。实际上,这段沉寂期往往是诗人自觉调整诗思、诗情、诗感、诗意,尤其是诗艺的关键阶段。就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他以《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样,这一次依然如此。虽然诗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如既往,但一方面,诗人那曾被老红军抚摸过的头顶“如今已被/白发侵袭”,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尤其是经历了“文革”考验的诗人,很难再像建国初期那样抒写了;另一方面,新时期之后诗人长期担任宣传文化战线领导,所观更广,所感更多,所思更深,原有的形式已很难容纳其所思所虑。就是说,诗人又到了艺术创新的关键时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创新成果,就是新古体诗。这一艺术形式,诗人早有试作,但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成为他主要的诗歌体式。

   这些新古体诗最打动笔者的,仍是其火热的初心。这首先体现在诗人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的礼赞上。1980年代中期后,因为工作关系,诗人走访了中国许多地方,虽有时脚步匆匆,但大都有诗作留下。细读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崭新变化深深地打动了诗人,使他“情蘸南海如泼墨,写我百年两腾飞”,写下了《咏烟台》《咏长岛》《访深圳蛇口区》《宿大鹏湾小梅沙》等新古体诗佳作。这些诗歌中的豪情与诗意,不逊于其建国后的“歌唱”之作。但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诗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放声歌唱时,也始终保有忧患意识,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反思、批评,以期改进。在新时期,诗人依然如是,在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尽心歌呼的同时,也注意到影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遭遇巨大挫折,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遭遇严重干扰的时期,作为一位从延安成长起来的老党员,作为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位领导,作为一位赤诚的革命文艺家,贺敬之受到的冲击自然是多方面的,其感受自然也格外复杂。1991年底,贺敬之身患重病,正在医院等待手术方案时,听到了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苦涩消息。多年后谈及此事,他还难以自已,用深情的语言回顾自己与柯岩听到这消息时的沉重心情及所思所想:“一起面对着远在万里之外那面落地的红旗,又一起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飘扬的红旗,你一定想象得出:我们想的是什么,谈的是什么……向来不失眠的我,那几天几乎是彻夜地难以合眼。我眼前总像是流着延河的水,流着黄河的水,情不自禁地低声哼唱着《白毛女》,又哼唱着《黄河大合唱》……你会设想到,我想的是什么。”

   在这痛定之言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深切忧患。这样的忧患,是诗人这一时期诗作的又一主题。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这都令人欣喜,但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诗人在建国初就警惕的忘记共产主义初心、告别革命的言行此时竟成为潮流,忘记共产主义初心、沉迷于个人主义“酒杯”“梦境”竟成为时好,忘记共产主义初心、对于“梅花的枝条上,/会不会有人/暗中嫁接/有毒的葛藤”这样的问题更是鲜有人思考。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贺敬之这一时期的诗作,在歌颂我国物质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更为精神文明建设放声疾呼,吁请既要“开怀尽纳五洋水”,又要“炯目长龙善澄污”,更要“不令儿辈朱颜改”。对当时的错误思潮,诗人更是以笔为刃,予以戟刺。比如,对1980年代后期《河殇》流行,企图以“蓝色文明”取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调,诗人壮怀激烈,做出了“共叙河山腾飞愿,谁听改色变蔚蓝?榴花尽染先烈血,熠熠红旗识故园”的响亮回答。

   正如诗人自陈,其新古体诗中,“既有我之所思,也就不能不有我之所信”。是的,在这历史紧要关头,尽管有人怀疑自己的初心,甚至告别自己的初心,但贺敬之却“信无稍移”,一再回归自己的初心,宣示自己的初心,写下了许多寄魂日月、托望未来的杰作。细读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就会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心”,特别是“红心”“赤心”“大心”等词频频出现,成为核心意象,可见诗人初心之坚。二是许多诗作都与南湖和延安相关。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党确立自己初心的圣地,一个是我们党发展自己初心的圣地,后者还是诗人入党时的宣誓之地。诗人一再在诗中回归这两个地方,就是一再确认自己“延安人”“南湖人”的身份,同时向世人宣示自己“生,一千回,/生在/中国母亲的/怀抱里”23的庄严承诺。

   由于爱得真挚,信得赤诚,诗人这时写的诗篇,可谓啼血之作、传心之作,既情感饱满,感人肺腑,又志坚似铁,金声玉振。比如1992年,诗人病后去杭州疗养,期间游览富春江,“目接心会,感奋不已”,写下了《富春江散歌》一组,其中既有“泪如注,心如烛”的悲愤之音,更有“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的昂扬之作。联系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现实,诗人的初心何其坚定。1993年秋,诗人重访少年时奔赴延安的川北故地,写下组诗《川北行》,发出了“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的至信之语。1997年,诗人已年过古稀,游南湖,触景生情,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须问我——/鬓侵雪、/岁几何?/料相知——/不计余年/此心如昨。”在诗中,诗人既极目历史,追溯既往,又心系当下,瞩目未来,以长者之躯,唱少年心声,志坚情定,风骨尽显,可谓丹心、汗青之作!

   笔者之所以梳理诗人不同历史时段诗歌中初心的艺术表现,就是想说明,诗人是在用自己的创作为中国新诗树立初心。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始终就有为中国新诗树立初心的追求与实践,郭沫若、艾青等可视为早期实践者,而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这一实践成为文艺界主流,佳作迭出,蔚为大观,臧克家、何其芳、李季、阮章竞、郭小川、贺敬之等又是这一主流中的佼佼者。新时期以降,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年轻的文艺家往往追随以所谓纯文学为旗号的现代主义文艺理念,也由于一些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要么老去,要么转向,为中国新诗树立初心的文艺实践一度边缘化,可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诗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写下了大量澡雪精神、梗概多气的新古体诗,使他成为这一流脉中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的最完整也最杰出的实践者,使其诗歌具有了社会主义诗史的品格。放眼国际,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就有为文艺树立共产主义初心的追求与实践,因而,贺老的诗作即使在国际范围内也极具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贺老的诗歌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其共产主义初心,或者说,其理想、信仰之所以能打动我们,还因为他的诗歌中涌动着丰沛的感情。进一步说,他的诗歌中,理想、信仰是从感情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理想、信仰又必然强化了其感情。这种情感与理想、信仰的完美融合产生了高度的艺术性。诗人自己也说,对他而言,“历历往事汇成的不仅是对革命的景仰,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亲情”,因而他“愿意披肝沥胆,用生命的每一个强音歌唱革命的胜利,歌唱党和新生祖国的前进步伐”,对他而言,“每写一首诗都是灵魂的重新冶炼,情感的高度释放”。正是“灵魂的重新冶炼”和“情感的高度释放”,使其作品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现在重读其《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禁不住感慨,得有多么饱满的情感才能支撑起这样规模空前的长诗!读着“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这样的诗句,禁不住感慨,这是多么纯粹的感情,又是多么忠诚的信仰!读着“呵,/‘我’,/是谁?/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这样的诗句,禁不住感慨,诗人是何其的“小”,又是何其的“大”!读着“望红旗落处忆举时,/往事又重阅。/此情此心/能不问海燕、/思海涅?!”这样的诗句,禁不住感慨,诗人的心有多重,思就有多远!把所有这些诗句连起来读,我们更是感慨,这是一条情感的长河,理想的长河,信仰的长河,这条长河从延河发源,流向黄河,流向长江,流向莱茵河,流向塞纳河……最后,流进一切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心河,让他们不忘来路,勉力前行!

   最后,笔者还想谈谈贺敬之的诗艺。在笔者看来,诗人不仅以自己的诗作为中国新诗树立了共产主义初心,而且他还为这初心留下了独特的韵律,即诗人以自己的诗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赋形,且在每一时段都取得了卓异的艺术成就。这既是诗人才华的自然显现,但更是诗人苦心孤诣追求的结果。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就有很好的表现,他写于延安的《生活》等诗就已把延安阳光之城的形象完美呈现,但客观地看,集中体现贺敬之诗作艺术成就的还是其政治抒情诗和新古体诗。关于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笔者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它赋形的时候,贺敬之等继承、发展了这一诗歌传统,创作出来一系列高峰之作,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的蓬勃形象定格下来。诚如诗人所言,那是一个“水晶般透明、烈火般火热的时代”。诗人感应时代精神,写出了这样一批“水晶般透明”“烈火般火热”的诗作,使之成为其时最打动人心的公共文本、经典形式。

   相较于政治抒情诗,对其新古体诗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形式研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逐渐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对这一新的诗歌体式无法把握,因而对其重要性缺乏认识。在笔者看来,诗人的新古体诗是中国新时期,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的重要文体。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杰姆逊认为,由于第三世界文学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搏斗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就反映了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受到资本社会渗透的现实,因而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文学往往以“民族寓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说法对解读诗人的新古体诗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新古体诗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寓言”。诗人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新古体诗时指出,“旧体诗固然有文字过雅、格律过严,致使形式束缚内容的一面;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旧律而略有放宽的话,它对表现新的生活内容还是有一定适应性的。不仅如此,对某些特定题材或某些特定的写作条件来说,还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前者例如,从现实生活中引发历史感和民族感的某些人、事、景、物之类;后者例如,在某些场合,特别需要发挥形式的反作用,即选用合适的较固定的体式,以便较易地凝聚诗情并较快地出句成章”。因此,他才“不拘旧律”,写作新古体诗。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新古体诗的一个切入点。上文已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之交正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甚至连“历史终结”这样的不经之说也成为显学。进而言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遭遇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尤其文化霸权全面围堵的时期,是共产主义者承受巨大压力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即使像诗人这样坚定的革命文艺家,也要“发挥形式的反作用”,向旧体诗汲取力量,才能发出社会主义的正声,其中艰难可见一斑。这尤其体现在用典上。这些典故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巧妙地勾连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比如《归后值生日忆此行两见转轮藏》中“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一句,不仅将诗人的初心与党旗、与中国古称赤县神州联系起来,而且与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诗暗和,与“长夜难明赤县天”“雄鸡一唱天下白”呼应,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让人在浩瀚时空中思考共产主义事业,既有悠悠古意,更发铿锵新声。

   不过,这只是其“寓言性”的一个侧面,其更重要的一面在于,这一形式很好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是一场漫长的革命的本质属性,即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相对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言,其时社会主义遭遇的挫折,可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次短暂“复辟”,因而以新古体诗这种“仿旧”的形式予以记录,可谓别有深意——这种形式的转换看似后撤,可实际上,它意味着社会主义正蕴蓄更为先进的未来,而社会主义文艺,自然也有着更为宽广的空间,特别是形式空间。可以说,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展开的真实形式,是共产主义者在历史沉浮中写下的顶天真诗。所以,还是让我们以诗人的一首诗结束这篇学习心得,同时,开启一段真正的寻访之旅——

   登岱顶赞泰山

   番沉海底,

   万古立不移。

   岱宗自挥毫,

   顶天写真诗。

作者:鲁太光 来源:乌有之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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