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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长林: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3)

时间:2013/12/25 16:53:53 点击:

  核心提示: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3) ——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目 录序 言第一章 民本宗旨——毛泽东主义的最高价值观一.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大众是社会之基础、国家之基本、江山社稷之基石二. 毛泽...


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3

    ——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作者:上善若水-长林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民本宗旨——毛泽东主义的最高价值观

一.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大众是社会之基础、国家之基本、江山社稷之基石

. 毛泽东真正赋予给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

三.毛泽东的民本宗旨,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四.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四种形象比喻让某些政客权贵精英猥琐不堪

五.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之核心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章  民生情怀——毛泽东主义的最强源动力

一.民众温饱,民众冷暖,民众疾苦,民众呼声,是毛泽东一生刻骨铭心的情怀

二.群众路线,集体道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一生勇往直前的实践

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一生永不弯曲的脊梁

四.消灭剥削,缩小差距,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

第三章  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

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长效机制

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与实践

结 论

 

……

第三章  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

 

关键词: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兴亡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

 

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清醒地找到执政党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大众当家做主。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基础。

194910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监督政府。

人民大众是个群体概念,是由亿万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平民老百姓集合组成。人民大众就其一个个的单体成员而言,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都是微不足道、十分渺小的,渺小的犹如一粒沙子、一粟尘土、一根草芥、一滴露水,经不起外来强势力量的打击。他们中的单体成员别说是一对一,就是十对一、百对一甚至千对一,也不足以与统治阶级集团中的任何官僚精英对抗。然而,只要是这地球不毁灭,人类不灭绝,人民大众就会是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与天地日月共存。人民大众一旦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波澜壮阔的黄河长江,就是巍然屹立的泰山昆仑,就是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就能打败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强盗贼寇,就能推翻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统治集团。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就独到地发现了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于是他倾其一生都是在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发展民众,依靠民众,服务民众,保护民众,把自己全部生命融入到了人民大众之中。一个人的崇高和伟大,首先必须是心灵境界上的崇高与伟大,然后才能在人生历程中立德、立言、立业、立功。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从心灵境界到为天下立德、立言、立业、立功皆显崇高的世界级伟大领袖人物。长期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能够多次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以及为全国各族人民所爱戴的领袖,除了他本人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智慧、才干和人格魅力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毕生所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事业,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本质的原因。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个人的能力、魅力和行动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奋斗都统一到民本、民生、民主这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最高境界的人,因此,也正是由于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敬民、爱民、为民并且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高尚品质,才赢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爱戴。当代军旅作家云剑的经典作品《咱们老百姓》写出了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道理:

    都说老百姓,是那满天星,群星簇拥才有那日月光明;

    都说老百姓,是那黄土地,大地浑厚才有那太阳红彤。

    都说老百姓,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春意深浓;

    都说老百姓,是那无边海,大浪淘沙托起那巨轮航行。

天大的英雄也来自老百姓,树高千尺都要扎根泥土中;

    天大的英雄也来自老百姓,船行万里都需载舟水推动。

    是好人都不忘老百姓养育恩,鞠躬尽瘁报答这未了情;

    是好官都不忘老百姓期望心,堂堂正正书写这正直人。

    家道盼良孝,国道盼贤明,老百姓盼得是政和万事兴;

家运盼富裕,国运盼繁荣,老百姓盼得是民富国强盛。

    谁要是为老百姓谋幸福,浩浩青史千秋万代永留美名;

    谁要是为老百姓主公平,朗朗乾坤日月同辉永得永生。

在毛泽东的治党治军治国思想体系中,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占据了核心地位和压轴份量。他出生于“民”,成长于“民”,同情于“民”,成功于“民”,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种“民本、民生、民主”情怀,使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为着人民群众,代表着人民群众,去争取人民主权,追求民主政治,维护人民利益。他开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时候,就强调军队中的民主主义是人民军队的重要聚合力;他在革命圣地延安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的时候,就确认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构建新中国、新社会、新政权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性质。

1945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兴亡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把是否实行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看成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有真正实行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才能真正治好党、治好国。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治党、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治国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官僚集团阶层。历史证明:“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30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

关于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理论界学者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毛泽东对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基本涵义,第一必须要约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权力尤其是特权;第二必须约束资本的权力;第三必须约束各单位顶头上司的权力。人民大众不仅要有选举权、建议权、知情权、参政议政权,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否决权和罢免权。

毛泽东给予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两项最伟大的神圣权力:一是赋予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和政府事务、监督各级党政干部的大民主权力;二是赋予人民大众当遇到各级政府和官员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时,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造反有理,否决、罢免各级党政官员的权力。

毛泽东对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方式推行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实践过程,如果说在文革前进行的政治运动还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因此常常被当权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顺势用来排除异己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显然想纠正这种缺陷,转而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对于已经逐步开始异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将意味着什么?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是心知肚明的。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的拼命反对和污蔑诋毁。

……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某些人把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经济路线、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搞了个人妖大颠覆,特别是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中路线斗争、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精髓要旨,打成“毛泽东晚年错误”予以全盘否定。实质上就是对毛泽东找到的执政党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径——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恶意践踏。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各类社会矛盾最终都归结并集中体现在对于生活资源、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力、分配方式及分配结果之上。在资产阶级推翻官僚地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取得封建主义社会,乃至在局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对于生活资源、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力、分配方式,尖锐地存在着三种本质不同的政治主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主张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资产阶级则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资本分配的制度;新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精英权贵们则主张“特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按权力分配的制度。且看当今中国社会,那些新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正是千方百计的把手中掌控的执政党和国家、政府的公众权力,私有化、官有化,资本化,肆无忌惮且贪婪无厌地将社会财富和民众老百姓窃为己有,制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0.4%极少数人占有70%以上社会财富并操纵国民经济局势的极度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中国特权社会”。

195611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搞大民主,我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直接在政治上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消弭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矛盾。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人民大众政治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国革命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党政的领导干部。他们掌控着中国政坛各级党、政、军、人、财、物的操纵大权,斗争经验丰富,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因此也就逐步形成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这就是当时活跃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强势群体--官僚集团阶层……不知不觉地使官僚权贵特权阶层滋生官僚主义作风,脱离人民群众,热衷于特权,维护既得利益,提供了温床与土壤。

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然而,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组织起来的,并在他的带领下长期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卓越贡献。而现在又成了阻碍他领导中国走向人民民主的消极障碍。复杂的是,官僚集团阶层潜在的异化蜕变趋势不是一般常人能够洞察到的。

……

只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在构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民主,并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予以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国家宪法让人民大众拥有了“四大自由”权利,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四大自由”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官僚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官僚精英阶层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集团阶层压迫,监督官僚集团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精英学者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就成了民众监督官僚精英时的一种无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明眼人一看便知。

……

三是创立了人民大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区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以上表明,“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最核心、最本质、最根本、最关键的主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

在新中国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最终是须得依靠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法制作制度保障。毛泽东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对新型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较多的理论探讨,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也有较多的借鉴,并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了各项司法制度,颁布了一批法规、法令,对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特别是他提出的在人民民主政权中,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思想;在民主集中制的实施上,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思想;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以及在人民内部的协调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思想等等,对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群众路线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差别、意见有分歧,“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人民要当家作主,不是一个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是一个把人民群众中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人民群众的统一的意志,再由人民群众付诸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人民民主,或者说民主集中制,就是要解决集中民力、民智,付诸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曾经用一段十分生动的话描述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某些政客权贵精英打出“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恍子,毛泽东时代连同毛泽东主义被当做“改革”对象,几乎统统否定、推倒。毛泽东确立的群众路线和人民大众民主化为子虚乌有、名存实亡。明眼人不妨察看一下当今中国当局政坛,还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和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吗?各级党政班子和组织结构中除了清一色的官僚买办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客官员,企业老板、资本家、商人富豪,文痞学者精英之类,还有来自工农兵学商界的代表身影吗?还有老中青的结构吗?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代表构成中还有来自工农兵学商界的代表身影吗?还有来自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的代表身影吗?可想而知,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客官员,企业老板、资本家、商人富豪,文痞学者精英之类,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的利益吗?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的说话吗?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利益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吗?

 

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长效机制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既是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第三座里程碑,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与实现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特征是共产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特别是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就是一党执政。然而这里就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前提,即共产党必须是真正代表最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利益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前提,一党执政必然会演变成一党专制,成为少数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统治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

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必然会出现保持革命属性与淡化革命属性的矛盾斗争,党员队伍中必然会发生放弃革命属性的变异。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证明,执政后的共产党在“变修”后其在搞特权、享乐腐化、对付老百姓方面决不亚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尚有它的多党竞选制以及群众游行、罢工、结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共产党一旦“变修”搞特权、搞腐败却连这些机制也没有。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新生的政权在和平环境中发生演变、腐化变质,这不能不是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命题。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著名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教导。毛泽东的讲话,对当时即将准备欢庆胜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们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一个及时有力的警告。更彰显出毛泽东的明察清醒、远见卓识。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官僚特权和腐败的趋势,仅靠对个别人杀头和严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根本的是共产党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怎样才能使共产党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不仅被推翻的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它们还有国际基础,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列宁早就说过: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小生产者中还会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维埃职员、工人、党员中都会出现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蜕化变质的现象。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月)毛泽东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分配方面,在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等级差别还存在。在这方面“与旧社会差不多”。有些人总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权力当成特权,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为了取得政权,上升到统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权是以权为公,把权力作为解放广大劳动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掌权是以权谋私、实现少数人享乐腐化、作威作福为目的。

……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主导和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所谓敌我矛盾就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关系上的表现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商品经济等诸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再出现资本主义这个“鬼”,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得正视和运用这个矛盾,分析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分子使之不能形成为敌对阶级时,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资产阶级事实上形成为敌对阶级时,则必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主席讲:“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样不同的方法。”“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阶级斗争是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是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实行民主,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大众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然是人民民主;而绝对不是执政党和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少数人的精英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防止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关键是针对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害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因为混入并隐藏在共产党内高层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权在握,又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由他们来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既方便,又隐蔽,可以起到党外资产阶级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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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困难程度之大,令人难以想像。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要比夺取政权难上一百倍、一千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公有观念”,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私有观念”。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观念。在这一对相互矛盾的观念中,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一,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自打出生下地,就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个体,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对其“私心”不加以反复矫正的话,那么,人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就会无限度膨胀。其二,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的“私有观念”,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奉行,所推崇,并且向广大黎民百姓进行灌输,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去拼搏、去奋斗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最高道德标准!老百姓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或者说受到了这样的毒害,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磨灭掉反抗统治、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意识,除了形成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外,还形成另外一种被麻醉、被扭曲了的观念,即:通过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去做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一分子,最终成为人上之人。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观念,亦就是“私有观念”得以大行其道,终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私有观念”已经在人们思想文化积淀中到了天经地义的程度。而社会主义“公有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才开始启迪。需要几百年时间不断地斗争和反复地较量,连文化大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规模无比宏大的伟大运动,进行很多次以后也不一定就能决出胜负,可见,无产阶级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彻底地战胜资产阶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总结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阶段仍表现于阶级矛盾,即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矛盾特点,其实质上是把治党作为核心,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是一个革命党。而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脱离群众首先富起来,搞特权、搞享乐腐化、搞修正主义。从而为挫败和平演变的阴谋、避免“历史周期律”重演做出了理论和战略上的应对。面对修正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篡夺人民的权利的企图,毛泽东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在各个领域参与领导管理、参政议政的思想。他在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时说: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发出“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农村“实行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以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主要危险来自执政党自身、“出问题还在共产党内部”等论断,制定了重点加强执政党建设、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的战略指导方针,从而把反腐败和治吏的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治理国家千条万绪,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执政党和干部,即国家的官员。建设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党和干部队伍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仅靠发展经济取得的,仅靠加强法制也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党和国家大计,根本的是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和干部队伍整治好。要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包括反和平演变、反腐败以及发展经济等问题只有靠继续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是毛泽东积几十年思考对“历史周期律”的一种最后回答,也是对西方战略家提出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回应。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内容十分丰富,可概括为九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好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使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坚持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人民民主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关系。”

 (四)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五)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必须大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逐步地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和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应当逐步地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要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六)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充分注意揭露、批判那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要注意识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七)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来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地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清除他们的影响,并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九)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条,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归纳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是随时随刻坚决清除那些混入人民民主专政机构内部的和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坚决打击那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三是坚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除等级制,下放干部,让干部参加劳动,劳工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逐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得破。”(《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四是“从严治官,治国先治吏”。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铁腕”和“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一是必须廉洁自律。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赶考合格;二是必须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三条红线是高压线,无论谁越过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毛泽东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五七干校--即右派们恨得咬牙切齿的“牛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新型干部队伍的最好阵地。五七干校之好,好就好在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风。他始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干部政策,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五是逐步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革命干部人民化。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化。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早年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给予重用和支持。如果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成见,主要是对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即那些“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必须改造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前,就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二是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六是实现“人民的自我教育”。人民自我教育的目的,就是将人民群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人民群众自己获得当家作主的能力。毛泽东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毛泽东又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从而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又极大地改造了劳动人民的主观世界--逐步取得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科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什么难办到的事情;而防止执政党的腐败、演变、改旗易帜,才是真正难以逾越的难题。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在执政、掌权的条件下,位于权力中心的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能否继续保持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同甘共苦的关系,能否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进行革命?事实说明即使经济发达了,但也不一定能保持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赫鲁晓夫上台先后经过了六任领导人的所谓“改革”、“与时俱进”,到八十年代末的戈而巴乔夫,最终完成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彻底“演变”和“修正”,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结果只能在人民群众的漠视下跨台。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预言完全被证实。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迷恋于领导管理制度中的“官衔制”、“一长制”、“精英治国”、“专家治院(治厂)”等口号,总想在官员、精英与工农劳动群众之间划分出鸿沟,以扩大少数人的特权、优等地位。其实质都说明,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总想独享革命胜利成果、以权谋私,离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早早富起来,享乐腐化。

毛泽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把夺取、建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与重任都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执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必须确保让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真正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权和民主监督权。人民大众不仅要有选举权和参政议政权,更重要的还要有监督权和罢免权,能够把那些腐败变质以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随时予以撤换,使政权永远掌握在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手里,惟其如此,才能永保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取得彻底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最先进的成果,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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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替代得了的。毛泽东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主义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极为闪光的部分是他的晚年思想,即:是他的关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基石,是第一座里程碑,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英明论断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说,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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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当权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通过改变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渐进式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们极度扩大官与民的等级差距,极力扩大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甚至把它变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买卖关系、商品交易关系,并且把国家公众权力官有化、特殊化、私有化,进而融入商品交易之中;在分配方面,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极力推行按权力和资本分配的官僚资本主义游戏法则,极力拉大官员领导与劳动职工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差距,人为制造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尖锐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按照美国霸权资本主义阴谋和平演变中国的《10条训令》规划路子,大肆宣传和兜售封、资、修的腐朽堕落颓废货色,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鼓吹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利益最大化、贪图享乐、个性张扬,金钱拜物教、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总之,他们是在通过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教唆渗透封资修思想意识,时时处处在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组织的各方面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活动。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某些政客权贵精英在推行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路线时,怕思想不够解放,怕胆子不够大,怕步子不够快。就是不怕毁坏公平正义,不怕贫富悬殊,不怕两极分化,不怕腐败横行,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压向民众老百姓。那些从上到下,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更是每日每时地、不间断地往共产党的脸上抹着黑。他们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剥削制度,积极倡导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打开封资修魔盒,把“私欲”和“贪婪”这群邪恶魔鬼放出来,让它在社会上肆意横行,致使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优良传统道德丧失殆尽,黄、赌、毒,偷、骗、抢,黑、恶、假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这些基本群众因此而对共产党产生不满,他们由原来的相信共产党,热爱共产党,变成了怨恨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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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实践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民群众大民主政治方式,既是确保党不变质国不变质政不变质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全面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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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特权横行,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成为铁的现实,那套封资修货色 “理论”活生生“指导”出一个与最广大民众老百姓尖锐对立的、以鱼肉民众老百姓为极乐生活的新生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是被新中国所推翻的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霸权资本主义、封建特权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变本加厉的快速复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还孽生出危及民众老百姓生存的以教育(包括就业)、医疗、住房、为枷锁的新“三座大山”。对照美国霸权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10条训令”,再来回顾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的冷静反思: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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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看法则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深更透,他不仅认为阶级敌人是那些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敌对分子,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尤其是满脑子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路线的执政党高层领导者。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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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人的动物属性的革命,核心问题就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最终目标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一个打上毛泽东思想印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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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黎公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次划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反对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创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第一,必须警惕中央高层混进的和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历时10年的“文革”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高层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一旦掌握大权,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积聚反革命势力,驾轻就熟地运用其反革命政治经验,并以“十倍百倍的疯狂”一夜间把千百万革命民众打入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特别值得一切革命者永远的警惕。

第二,在慎选革命接班人时必须严防混进党内的和党内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早在19646月,毛泽东就专门谈过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问题: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714日《人民日报》)当今那些政客权贵精英一方面高喊假大空套漂亮口号忽悠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又忘恩负义、欺师灭祖、改旗易帜、改弦更张欺压剥削民众老百姓。它们绝对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合格接班人、领导人。

第三,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民主监督体制。文化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大民主”政治运动,而这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自下而上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的成果,变为一种能在日常持久的对执政官员的群众民主监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两条限制公务员的措施——直接选举与罢免制度;实行反特权的普薪制)防止干部从“公仆”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搞过许多改革,采取过许多革命措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民主制度。这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私有资本虽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然而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存在。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关系和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关系;还有一个由几千年私有剥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旧习惯势力,它广泛地反映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等所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如果听任封资修文化意识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小与削弱,在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上台的条件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和私有观念的人们就会变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私有制的存在,可以产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同时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时时处处都会滋生新生的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这也就是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条,又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质的教训,因此从1963年开始,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也正因为这一批判遭到了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走资派的顽固抵制,最终才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永远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前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另一种则是倒退——复辟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并沦为国际霸权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能不能始终坚持毛泽东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不能正确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五,大力培养、发展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能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就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从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必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实践最终检验,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其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文化革命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壮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之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

    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探索通向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的伟大革命实践。可以断言,没有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众民主运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会有今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

   (因网络过滤,本章节被迫删除大篇幅的文字段落)

作者:上善若水-长林 来源:上善若水-长林文集-《哲心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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