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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员:邓小平刘少奇搞大跃进浮夸风大揭密(1)

时间:2014/2/3 11:10:34 点击:

  核心提示:中共党史资料:邓小平刘少奇搞大跃进浮夸风大揭密(1)(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邓小平刘少奇搞大跃进浮夸风大揭密(1) 


作者:党史资料员 


(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早已被事实和统计资料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因为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早就证明了: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和抵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急先锋!            

    目前为止,中共“八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官方只是没有编辑出版林彪选集。那么,看过其他六位领袖的文集后,谁也一定会感到: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除毛泽东在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纠正之外,其他中共领袖如刘周朱陈邓几乎没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现。

    其中,刘、周、邓更是表现颇为蹊跷诡秘!大跃进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文章、报道等统统遮盖起来,不收进自己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说句实在的,在现在看来他们确确实实是在犯罪,是在搞垮大跃进、搞垮中国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就是想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 

(二)   

     先看二号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只有7篇: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少奇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少奇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少奇、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毛泽东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是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  

    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第一种(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为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

1.社员吃不够标准;

2.浪费劳动力;

3.浪费时间;

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

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

1.把眼熬砸了;

2.把会开砸了;

3.把批评挨砸了;

4.把脸伤砸了;

5.把上级哄砸了;

6.把群众整砸了;

7.把劳动力费砸了;

8.把树砍砸了;

9.把牲口草烧砸了;

10.把锅打砸了;

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6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6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七)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就多达27篇。  

   那么,这是有意抬高毛泽东吗?显然不是。  

   因为关于1956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而这些领袖的选集都是在这个决议之后编辑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人、抬高毛泽东。所以,这只能证明:  

    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急先锋!在当时,他发表了最多的反对言论。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从《毛泽东文集》中不难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但是对农村工作他却不曾放松。  

 19571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早就提前打了预防针的。

作者:党史资料员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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